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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9 1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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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25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委托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召开了“北京动物园搬迁问题座谈会”;同一内容、同样召集方的会议又在4月15日和4月21日举办过两次。另外,对搬迁持积极促成态度的大兴区方面和持质疑态度的北京动物园方面,分别于3月中旬各举办过一次座谈性质的活动。前后5次活动参加人员约30位,主要涉及政府机构如林业局系统、市发改委、区县系统(大兴、延庆、顺义等)、城市规划部门;业界包括中国动物园协会、北京动物园等;学术研究机构如中科院动物所、北京环科院、北师大、中国农大、首师大生物系等。

北京市发改委运作的三次会议的共同特点,一是强调动物园搬迁是政府已定决策,不讨论搬与不搬问题,只研究搬到何地问题。二是强调保密,第一次会议是在当事单位北京动物园没有出席条件下进行的。三是充分把握会议内容的政府机构,包括市发改委、市规划部门、国家林业系统和大兴区方面鲜明地陈述搬迁的正确性和必要性;遭遇会议基调的业界和学术界代表多数顽强、婉转表示不赞成搬迁、不同意选址大兴区的看法,强调如果迫于压力非要搬迁,一定要做充分科学论证,给予充分时间,精细筹备,慎重实施,不仓促行事,而且不能改变动物园公益性事业性质,不能将动物园原址纳入房地产开发等等。四是代表不同方面声音的发言者都说自己是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坚持“三个代表”的思想原则,重视以人为本。

4月15日会议要求大兴、延庆、顺义等像“申奥”一样进行方案竞争,但是在4月21日会后,参与方会下共识是北京市内定大兴,“申办”竞争只是形式。

质疑迁址六大理由

综观5次会议和活动,以及媒体和互联网上的争论,结合访谈业内专家,可以对正反方理由和问题产生的潜在条件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主迁方理由:“非典”疫情和禽流感危机,说明动物园一类动物集中栖息地是对城市人口安全的威胁,是瘟疫潜在的危险源;圈养动物的粪便、气味是对人类空气环境和地下水源的严重污染;公众存在对动物和动物园的担忧和恐慌心理;城市化进程使动物园周边高楼林立,动物和动物园失去良好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空间;动物园位置和占地规模有碍城市建设,造成交通拥堵,不是资源的最佳配置;兴建“符合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身份”的新动物园。

质疑方理由:第一、查阅200余年各国动物园资料,没有任何一次人类瘟疫源于动物园;人类自身造成的环境污染百倍于动物的污染,人类瘟疫很多是由于自身对环境、对动物的伤害;城市中有数百万宠物与人朝夕相处,城市上空年年飞过遗洒粪便的迁徙鸟群,所以强调近万只珍稀动物在严格圈养管理下会造成重大公共灾难理由不足;地球是多元动植物与人类共生的家园,任何突出人与动物敌对观念的行为都是愚昧错误的行为,都有损于发展进步中的国家形象,有损于强调绿色和科技奥运理念的北京形象,有损于声称要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的政府行为形象。

第二、各国首都和世界许多重要城市,都将动物园设在城市中,甚至市中心黄金地段;华盛顿、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动物园都有100年至200年的历史,维也纳动物园历史长达250年,有150年历史的芝加哥动物园虽然不大,而且位于该市地价高昂区域,却从未有人敢对这块社会公共财产以任何名义染指,因此目前无法找到一个国家动物园、世界著名动物园的搬迁案例;北京动物园实际承担着中国国家动物园职能,近百年的陆续建设、尤其是新中国55年的建设,形成优雅的园林、多样性建筑群、丰富的动物和展示方式,管理、科研、社会功能为国内外公认的较高水平,在几代国民和许多国际友好人士中留下美好的回忆。

第三、北京动物园现有性质、位置、条件、环境有利于公众科普教育事业,有助于帮助社会树立动物是人类朋友的观念。多年的接待结构表明,北京动物园的游客特点是少年儿童引导力拉动下的家庭流,是北京市之外游客平日在50%、节假日超过80%的全国家庭流;它充分体现公益事业的服务方向,代表国家形象和首都文化的科普教育职能;如果将每年向数百万家庭提供的仅需很短交通距离、数十元全家门票支出(成人门票20元)的世界级文化服务,转变为需要时间上做出特殊安排、单人支出百元以上的奢侈型文化消费,这种新的经济和时间门槛就是对儿童和低收入家庭的不公正,也不是大力促进科学教育和社会文化事业的责任政府的应有作为。

第四、目前的交通拥堵问题是设计、管理和发展中的问题,拥堵最严重时间是动物园东面的北京展览馆和西面的首都体育馆举办活动期间;拥堵主要原因是新建路后的辅路不畅通,缺少停车场。作为当地历史最悠久的动物园是交通堵塞的主要受害者,新路建设和通车后使动物园游人平均下降10%左右,总数超过60万人次;纳入建设规划的动物园交通枢纽和西直门交通枢纽两大工程将会改善现有状况。

第五、搬迁会形成对动物本身巨大的伤害,大兴地区风干物燥、土壤沙化、地下水污染、植物单一、处在地震带上,有些种类动物会因环境的不适应在行为、繁殖等方面遭受摧残;搬迁过程也极易造成动物的意外伤害,甚至死亡。

第六、北京动物园现有规模和国际地位无伤城市和国家脸面,而搬迁包含的拆迁、新建、原址重新开发是三次巨大投资、三次巨大浪费,是国家财政并非必要的惊人支出。据专家测算,仅29项新建动物展区、相关设施和其它工程费用的投资,在土地使用费为零的条件下,就需要39.67亿元人民币;如果拿出三次投资总额的1/10,不仅可以用国际最高水平解决某些人渲染的动物污染问题,而且可以实现北京动物园主要硬件设施的更新换代。

暴露了对公共权力的漠视

北京动物园搬迁的暗箱操作,由于媒体曝光而公之于众,并且背景因素逐渐明朗化。专家们呼吁掌握权力的政府部门,真正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的思想路线出发,做出促进我国动物园事业发展、优化我国动物园文化形象的决定。专家们同时认为,搬迁与否并不是此类事件的关键,核心问题在于走向法治和政务分开的中国,社会公共设施的所有者如何有明确身份、权力和参与决策的机会与场合;包括社会公共财产怎样从传统观念中的国有资产中区分剥离出来,给予其法律保障的地位;使拥有它、享用它的社会主体——人民大众有依靠法定程序的知情权、建议权、处置权;在维护社会公共财产的生存和发展权益上,出现一个无论政府、经营性公司、普通公民都必须遵循的规则。

关于动物园事业的保护、建设和发展国内外已有先进的规则或可效仿的案例如日本将动物园纳入博物馆系列由此受到文化振兴规划和文化发展政策的保护?美国将华盛顿动物园命名为国家动物园要求其向公民提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服务。我国已经有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大剧院、中国科技馆、国家运动队等等完全应该同时有国家动物园、中国动物博物馆;中国应该用门类齐全、品质优良的国家级文化设施和文化机构为人民提供多方面的科学文化服务树立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形象。同样在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在省博和省图等政府文化事业序列中留有省动物园的编制,以此消除围绕动物园性质问题上的含混理解使动物园享受到国家文化法规的保护和文化发展政策的支持。

野生动物的异地保护、利用、游览,世界上也有行为规则和道德规则。主要表现在反对将野生动物用于商业和营利目的?以野生动物谋利者不仅遭到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反对,也被世界各国和业内组织所排斥。如北美动物园及水族馆协会为非营利组织,不允许营利性机构入会。所以中国动物园作为国家文化事业,应停止与市场行为的野生动物园合作、合并;由国家投资的野生动物园也应交由非营利性组织的职业机构经营管理,走公益型生态动物园发展道路。

专家认为,城市动物园不必追求规模宏大,可以细分功能,走多点专业化、低成本化之路,使青少年和市民更方便有效地接触动物。国家动物园可参照纽约一市五园的作法,在原址以动物博物馆、某些门类珍稀动物为主要内容;在其它区域因地制宜,开设适应不同习性动物种群的生态动物园分部,为多元化、个性化欣赏趣味的动物爱好者创造便利条件。

中国动物园的生存发展状态面临危机和契机,需要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尽快予以高度关注,保住已有的历史成果,为将来创造更美好的环境条件,更灿烂的发展前景。

资料:

国内城市为何纷纷驱赶动物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的高潮致使城市土地资源趋紧,从城郊结合部演化为市中心的动物园用地,开始被纳入关注范围。北京动物园先是西南地段被占用,“方圆”“凯旋”两座大厦拔地而起,然后是北面规划预留地被银行系统建楼,如今终于列入彻底迁出计划;上海动物园因开发商判断土地价值超过50亿,从而陷入了三年的关于搬迁问题的争论,据说要在原址建设会展类综合经济设施;据中国动物园协会提供的信息,目前至少有16个城市动物园在“为城市建设让路”的方针下处于搬迁、要搬、再建新址的状态。搬迁,沈阳动物园是第一家,以后有大连等城市;西安动物园变成企业后划归旅游局,迁到几十公里之外,原址由开发商盖起高层住宅;石家庄动物园计划搬迁到20公里以外,原址将修建宾馆;昆明动物园为搬迁已经卖了二级动物。由于公园具有明确的社会公共财产法律地位,轻易无人敢动;而动物园性质有不太明确之处,所以一些城市按照逐渐演变方式,由动物园——准绿地——游乐园——房地产开发,最终将公共土地转化为利益集团财产。

在资源整合名义下改变动物园性质的运作模式被普遍模仿。动物园虽然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但在传统体制下属多头领导状态。上级首先是属地政府,然后因公园管理属建设部,因动物资源管理属林业总局,自身的科研、科普功能又接受科委指导。所以动物园具有文化设施的性质,却从未纳入文化事业管理的范畴,也不能出现在文化建设规划里。近年来,主管公园的建设部职能弱化,主管动物资源的林业系统职能强化。在林业系统批准操办下,近10年中国出现30余个“野生动物园”,其数量竟达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正是由于市场产物、企业行为的“野生动物园”爆发式涌现,在国际上成倍地哄抬起世界野生动物市场价格,而且在国内暴露出恶意投资和全行业亏损两大痼疾。野生动物园往往是政府工程、私人承包经营相结合的产物,用数亿银行贷款开办,根本不打算、也无能力还贷,存在明显恶意性;少数项目能有短暂的暴利期,但迅速都陷入亏损境地。为挽救苦苦支撑的野生动物园,政府和林业部门纷纷将目光转向公益事业的动物园,“资源整合”不约而同成为模式。大兴区野生动物园投入两个多亿,然而全年平均客源稀少,入不敷出,举步维艰,于是盯上北京动物园的消费资源、品牌资源、珍稀品种资源、公益事业资金资源;武汉运作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合并;成都则是动物园、熊猫繁殖基地和野生动物园三位一体的路子。混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关系,公益性和企业营利性的关系是如此“资源整合”的特点。文/瞭望周刊记者沈望舒(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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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忠双、丁洋)